当学历贬值成为常态，人们又该何去何从？

硕士投身外卖行业，博士月薪仅三千元，一纸文凭的价值又有多高呢？

2025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，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。

在这种数据下，千万学子面临一个残酷现实，就是学历大通胀。

一边是900万新生儿数量被担忧过少，另一边是1200万大学生被认为过剩。

数据显示，去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仅55.5985%，硕士送外卖、博士月薪3500元的案例屡见不鲜，即便高考排名全省3000名，实习月薪或许仍停留在3000元。

一个家庭倾尽劳动力、个人耗尽青春换来的学历，似乎只是为了在职场竞争中“卷赢”他人，最终沦为老板眼中更廉价的劳动力。

时间回到上世纪70年代，处于经济黄金期的日本迎来两大关键变化。

数据显示，70年代日本父母愿将30%的收入投入孩子补习班，日本儿童平均每天学习16小时，1/3的中学生曾因压力过大产生轻生念头。

当时日本教培行业拥有5万多家补习班，数量远超全国便利店。

这番狂潮引起日本政府关注，80年代日本教育部接连出台政策。

打击校外培训、降低课业难度、不公布学生排名、减少30%教学内容与10%上课时间。

80年代的日本，房地产行业走向巅峰，经济繁荣促使企业大规模招聘。

日本曾在这个时候出台一项特殊规定，严禁企业“哄抢”大学生。

当时企业每年需招聘450万学生，而高校年毕业生仅50万人，大学生“一才难求”。

为避免大企业以高薪垄断人才，日本规定企业仅能在夏季招聘，违者属违法。

为了能将这些人才抢夺到自己的企业中，便开始承诺五险一金，或者带薪旅游的条件，更夸张的还会有企业提供送车送房的条件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日本年轻人纷纷投身“学历内卷”，认为考上大学就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
然而，时代红利总有尽头，代价终究要有人承担。

原本这些即将毕业的日本学生在走出校门前还信心十足，等到踏入社会后发现原来前半生所学的学历，竟然不值一提。

1990至1992年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，股灾爆发、房价暴跌、大企业接连倒闭、失业率飙升，经济一夜倒退20年，无数年轻人的价值观随之崩塌。

1993年成为日本年轻人的命运拐点，大学生就业率从95%持续下滑至85%、80%、71%，最严重时每10名大学生中至少2人找不到工作。

招聘会现场甚至出现父母替孩子排队抢占面试机会的场景。

为应对就业压力，不少年轻人选择考研或考公，认为“铁饭碗”能抵御失业风险。

一时间，日本掀起考研热潮，部分学生刚上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研。

女生毕业后，父母多建议她们嫁给公务员以寻求稳定。

但现实再次给了他们沉重一击，这代年轻人多出生于70年代人口高峰期，考研与考公的竞争异常激烈。

加上日本政府因经济危机缩减公务员招聘名额，年轻人的“上岸”梦想屡屡破碎。

后世将这场学历贬值称为“90年代就业冰河”，这代学生也被称作“迷失的一代”。

面对严峻局势，日本政府于1996年推出“劳动派遣政策”，默许企业大量招聘临时工。

政策初衷是让年轻人先就业再谋发展，却逐渐失控。

大学生成为超市、快递站“抢手货”，从事临时售货员、快递员等工作，拿着只维持日常开销的微薄薪资。

与此同时，大企业对临时工进行无底线压榨，996、007成为常态，性骚扰与职场霸凌频发，临时工稍有不从便会被开除，企业也无需支付任何赔偿。

无奈的是，日本大企业高层多为50后、60后，他们在当地有足够的权利和人脉，轻轻松松就能为子女安排一个满意的工作。

1998年数据显示，日本千人规模以上大企业招聘14万人，其中7万人为“关系户”。

普通年轻人即便努力工作，也难以获得公平的晋升机会。

近年来，日本大学生就业市场看似回暖，就业率高达98%，企业HR甚至“下跪求才”，年轻人从“社畜”变回“香饽饽”。

但背后原因并非经济复苏，而是日本老龄化加剧，大量老年人退出职场腾出岗位，同时少子化导致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。

时间虽缓解了就业压力，“迷失的一代”却永远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。

反观当下中国，考研人数连续两年下降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执着于考研。

他们认为，大学毕业直接进入职场性价比更高，工作三年或许能晋升为小组长，而读研三年毕业后，可能要给早入职的本科同事当“大头兵”。

企业的招人逻辑也在转变，学历不再是唯一标准，有能力、有经验的求职者更受青睐，职场零经验的研究生往往难以获得企业关注。

有人提出“大学能不上就别上，研究生千万不要上”，认为高考改变命运的时代已过去，“寒门再难出贵子”成为现实，现在的孩子要想成功，需要三代人的积累。

这种观点虽看似极端，却也反映出部分社会现实。

985毕业生应聘小学老师、211毕业生争夺环卫工编制的案例屡见不鲜。

不可否认，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上大学，尤其是无法考入优质大学的学生。

2025年1222万高校毕业生中，985、211毕业生仅约78万，占比6%。对于多数无法跻身前6%的学生而言，学习一门实用手艺或许是更好的选择。

当然，我们并非否定所有考研的价值，部分专业如医学、科研等，确实需要更高学历的支撑。

但对于考公、普通文职等岗位，要求硕士、博士学历无疑是资源浪费。

如今国考、省考已调整部分岗位要求，仅需本科学历，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修正。

需要警惕的是，部分学生将考研视为逃避就业的“避风港”，认为“躲三年就能等到就业旺季”。

但现实是，岗位数量并未显著增加，且随着学历通胀，未来就业竞争只会更加激烈。

日本的教训早已证明，盲目考研不仅无法解决就业问题，还可能因年龄增长、工作经验缺失，陷入更被动的局面。

日本政府曾鼓励企业招聘临时工，研究生被迫从事超市收银、咖啡店打工等工作，薪资低、无转正机会、或者被开除。

日本科技产业因美国制裁、韩国竞争走向收缩，科研机构经费缩减，研究生难以找到专业对口工作。

部分人选择回家啃老，等待经济好转；部分人进入高校成为临时教师，却在2005年高校废除临时工转正制度后，永远失去了入编机会。

这些临时教师年收入不足10万人民币，沦为日本社会底层的“隐形难民”。

本来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的日本人，最终成为就业率最低、收入最低、婚育率最低的“中年废物”。

他们的经历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，科技竞争力直接关系到年轻人的未来，只有坚持科技强国，打破西方技术垄断，才能避免重蹈日本覆辙。

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，正是为了打破“学历与职业的固定绑定”。

并不是说所有孩子都适应传统教育体系，那些在成绩上落后的孩子，或许在技能领域能发光发热。

这就好比前段时间广为人知的外国人来中国读大专事件，外人眼中的“打螺丝”，实则是他对实用技能的追求。

学历可能贬值，但“学历”是永远不会的。

如果一个人的学历与学力不匹配，被时代淘汰是必然。

如果学力超越了学历，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。